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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中医药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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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中医药文化简史(三)

3.隋唐两代

  此时期山西中医事业又有明显长进。隋时河东(今永济县一带)有名医人称北山黄公,治病首先调理病人的饮食和睡眠,继而才施以针药,治法中突出了护理的作用,对后世有一定影响。唐王方庆,太原人,与杨文仲等名医合著《疗风气诸方》、《随身备急方》三卷、《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道》、《新本草》等书,其医术之精,著述之富,皆名动当时。唐郑深,翼城人,著《药方》一卷。唐裴王庭,闻喜人,著《五色旁通五脏图》一卷。唐薛景晦,著《古今集验》十卷。

  唐朝一些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在“为人子不知医,不足以为孝”(唐王勃语)思想影响下,常有旁涉医典,兼精医术者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,绛州龙门(今河津县)人,诗文之余撰有《医语纂要》,开中医医话之先河,并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序》等。

  唐朝中兴名臣狄仁杰,太原人,“善医,尤擅针术”。唐河中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史李听,“好方书,择其验者,题于帷帟,墙屋皆满”。

 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长期追随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父子出入晋陕,曾长时间寓居今山西洪洞、临汾等地,行医济世,著书立说,对当时山西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。

  4.宋代

  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,国家召儒臣林亿、高保衡、孙奇等设立校正医书局,全面系统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医药文献。在此氛围中,山西中医事业得到长足进步。当时著名的医家冯文智,并州(今太原)人,“世以方技为业。太平兴国中,诣都自陈,召试补医学,加乐源县主簿”。“咸平二年,明德后不豫,文智侍医,既愈”被封为“尚药奉御”,后又升任“医官副使”等职。张騤,字公度,潞州(今长治市)人。“家世业医”,而騤尤精于方脉,他曾为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的母亲治病。黄母大便秘结,屡治不愈,诸医束手。后请张騤,投药即愈。李春华,字子实,绛州(今新绛)人,精擅外科。余如襄陵(今襄汾县)张德明、定襄周候,亦皆为当地一时之名医。

  长于著作者有:高若讷,榆次人,除对《伤寒论》《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考订讹谬外,还自著《素问误文阙义》一卷、《伤寒类要》四卷等。因高氏后来移居卫州(今河南新乡一带),故《宋史》中有“名医多出卫州,皆本高氏学焉”之说。太原人王衮,虽一生为官,但多年苦心搜求,积方七千余首,于庆历七年(1047年)从中选出五百多首,编纂成《博济方》五卷,刊行于世,对后世中医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。庄绰,字季裕,清源(今清徐县)人。曾患痎疟,因被庸医妄治而胕肿。后得陈了翁家传灸膏肓腧穴法,遂依法自治而病愈。于是他“考医经同异,及所亲试”著论十篇,并附绘图,名《灸膏肓腧穴法》。元代窦桂芳将该书和佚名氏的《黄帝明堂灸经》、金何若愚的《子午流注经》、元窦杰的《针经指南》集为一帙,题名《针灸四书》,锓板问世。该书为针灸学界历来重视的一部针灸学古典文献。另外,陈宽著《内经药类》、周候著《周氏卫生方》、裴宗元著《药诠总辨》、李春华著《外科奇方》等,惜代远年湮,已多不传。

  宋代政治家文彦博,字宽夫,介休人,兼精医学。著有《本草图书》和《药准》一卷。史学家司马光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人,著《医问》七篇。金元好问,字裕之,号遗山,秀容(今忻县)人,宋淳祐二年(1242年)集自用效方数十首,编撰《集验方》一卷,还为周候著的《周氏卫生方》一书作序,其医学造诣颇高。

       图为司马光公祠

  山西阳城山头村有一常氏墓铭,记载了一段被史遗忘的史实:宋徽宗政和四年(公元1114年),金人南侵,在平阳一带与宋兵大战余年,宋军渐不支。时值阴雨天,战马三分之一生病,兵力更不支。常半村兽医常顺调草药六七味,以沸水烹之,倾之河水中。驱无病马先浴饮之,后驱病马浴饮之。马愈,兵进,获胜。宣和二年(公元1120年),钦封常顺广禅侯,以嘉其术。后来元代太宗又敕令建广禅侯庙(俗称水草庙),为其歌功颂德,树碑立传。据查证,“广禅侯”是中国历史上******的“兽医侯”,“水草庙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“兽医庙”。
       图为我国唯一的兽医庙—阳城水草庙

  5.元代

  元代山西著名医家首推许国祯。许氏字进之,曲沃人。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官宦兼世医之家,尤精医术。因“庄太后有疾,国祯刻期而愈”,许氏被元世祖忽必烈授以荣禄大夫、提点太医院事,至元十二年(1275年)迁礼部尚书,后又拜集贤大学士、光禄大夫。卒后,被迫封为蓟国公。许国祯除治病外,还手著《增修本草》,修订《御院药方》十一卷等。许国祯之子许扆,亦善医。元世祖时官礼部尚书、提点太医院事。卒后,被追封为赵国公。王翼,字辅之,阳城人,著有《素问注括》(亦称《素问注》、《素问注疑难》等名)、《伤寒歌括》等书。赵素,字才卿,河中(今永济)人,道士。赵氏值金兵之乱遁迹吴山,获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奉敕编修的《风科集验方》原本。遂与赵大申共同订讹、补阙,纂成《订补风科集验方》二十八卷。梁周泰,字百亨,稷山人,元至正间,由儒医授平阳路医教授。其子梁权;孙子梁叔东,皆继其业。刘哈刺八嘟噜,河东(今风陵渡)人,世代为医,元世祖忽必烈时任太医院管勾。杜思敬,汾州西河(今汾阳)人,他所编辑的《济生拔萃方》十九卷,是中国医学史上较早的丛书,收录金元时期张洁古、李东垣等著作十九种,其中的《杂类名方》为杜思敬自撰。此书对中医典籍的流传起了积极作用。

  孝义市三皇庙,亦称圣祖庙,现存建筑最早为元代遗构。殿内正面供奉太昊伏羲、神农炎帝、轩辕黄帝,两侧配祀古代十大名医,山墙绘有“行医图”壁画,壁画色彩明艳,线条清晰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。          图为孝义三皇庙壁画《刮骨疗毒》

  永乐宫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内,始建于元代,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。永乐宫规模宏伟,布局疏朗。除山门外,中轴线上还排列着龙虎殿、三清殿、纯阳殿、重阳殿等四座高大的元代殿宇。壁画满布在四座大殿内。这些绘制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960平方米,题材丰富,画技高超,其中多幅壁画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生活百态和医疗行为。

  6.明代

  山西中医事业愈益发展,仅见于史志著录的医家即有三十多人,其中有世医、儒医、走方医等。著作门类繁多,包括医经、内科、伤寒、温病、中药、针灸等。

  内科方面的名医有:韩昌,洪洞人,累世以医相传,又逢异人授以秘术,其医学益精。武瓛,字大器,介休人,不但医术高明,而且医德高尚,尝作论告诫子孙,非甚明理,勿轻学医。瓛之子名惟真,亦能医;其孙武鸣冈,医名尤著。白允昌,字季文,阳城人,泰昌元年(1620年)选贡于廷,后弃举子业,学为古文词,“尤精于医,时人以朱震亨目之”。白氏著作甚丰,有《医汇》《医约》《医砥》等书多种,惜多不传。此外还有宋铨,潞州(今长治市)人;张汝霖,猗氏(今临猗)人;焦桂芳,保德人;赵峦,晋阳(今太原晋源镇)人;郭邦信,永宁(今离石县)人;程应宠,泽州(今晋城)人;薛仁附,曲沃人;李先春,大同人,皆为一方名医。

  明末连年灾荒,战争频仍,瘟疫数度大面积流行,促进了伤寒、温病学的发展,出现了不少名医。张吾仁,号春堂,芮城人。其父张问达善治伤寒,吾仁潜心父业,并将临证经验所得,著为《伤寒辨舌》《世验精法》《诸方论》等书十余卷。申相,长治人,通方脉,尤精伤寒一科,著《诊家秘要》、《伤寒捷法歌》等书。任服远,大同世医。庚辰岁(1520年)瘟疫大行,得疾者,亲友不相访问,染之即不起。服远遵祖父家法,用普济消毒饮,身亲诊视,救人数千。

  针灸方面的医家有:曹鹤征,绛县人,为人医病毫不索谢,“年九十八岁,面红鬓白,鹤发童颜,里中呼为曹神仙”。郑晖,乡宁人,著《针灸渊源》二卷。晖弟郑郊,做过小官,亦精于医,著《医学渊源》八卷。其子孙以医术名闻乡里者累世,堪称针灸世家。

  此外,《平阳府志》载有一位少数民族针灸医,“药三德,永和人,苗之子也。针灸神效,忘讎活人”。

  明代山西医家对本草也有进一步研究。郑宗周,字伯忱,号意葵,文水人,著有《本草》一集。

  此一时期,山西还出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女走方医——介休韩医妇。孝义知县周佑因感其为自己母亲治病奇验,刻石(现介休境内)记其事迹:“余母夫人患噎病,七日汤勺不入口,气奄奄垂尽。闻韩医妇治噎有奇效,仆马迎之来。以花椒煮水,令屡漱之。出一白石,长可三寸许,为棱六,一末锐,隐红纹如线。纳之口中,令咽其液,数以摩掐喉咽,外用箸探吻中喀,喀出一肉片卷之,状若蛇,能蜿蜒动。……仍治如前法,复出一物。随呼为面条食,三日而起。”因史籍对走方医的记载甚少,上述乃为一段极为珍贵的史料。

  万历年间,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痿痹,多方延医,莫能奏效,于北京延请浙江衢县人杨继洲针刺而痊。之后,杨向赵出示一部书稿,赵文炳并表示愿资助他将所著付梓刊行。为完善书稿,赵文炳委派太原出版家靳贤为杨继洲搜集资料,编辑整理,增删内容,概括总结。这部名为《针灸大成》的巨著最终在山西平阳府(今临汾市)付梓刊行。政坛与政界的双料领袖、时任吏部尚书的山西获泽人(今晋阳城县)的王国光为之作序。在山西人的襄助下,《针灸大成》广泛传播,一刊再刊,终于风行天下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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